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原标题:数字人民币与法律体系革新

中国的数字人民币自2014年开始筹备,到202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宣布,将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及未来的冬奥场景进行数字人民币的封闭试点测试。2021年6月30日,北京轨道交通开启全路网数字人民币支付渠道刷闸乘车体验测试。随着数字人民币的试点地区、场景、形式之扩展,其正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交易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与之相对应,既有的法律体系应当做出何种调适、革新,是摆在立法者与适法者面前的急迫任务。

司法前沿 | 浅析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问题及责任

文 | 西北政法大学 江旋常

司法前沿 | 浅析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问题及责任

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为便捷高效的第三方支付取代传统支付方式、构建强有力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创造了条件,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效率与体验的质的飞跃。电子商务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崛起涉及多方主体和纷繁复杂的法律关系,加之法律更新迟滞,导致许多新领域存在法律空白。探究第三方支付所牵涉的法律问题并提出科学对策,努力达成各方主体在效率和权益上的共赢,是认识这片“深海”必须要做的功课。

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定性

根据公开资料,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的技术框架,可以归纳为“一币、二元、三中心”。申言之,“一币”即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签名发行,并代表具体金额的加密数字串。“二元”发行又可称为“双层投放”模式,系指中国人民银行先向商业银行(也包括支付机构)发行数字人民币,再由商业银行向用户流通。“三中心”由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组成。认证中心根据使用人的身份信息,为数字人民币账户创建私钥;登记中心负责记录使用人的数字人民币交易信息;大数据分析中心可以访问所有数据,进行风险控制、反洗钱等有关脱敏数据的分析。

从本质上看,数字人民币可以界定为,由国家主权为担保,以加密算法、“账户松耦合”形式为基础,以数字形态存在的法定货币。其完全不同于现有的电子化支付工具。一方面,数字人民币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私人数字货币,存在着根本差异。依据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的《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第一款,“虽然比特币被称为‘货币’,但由于其不是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货币。从性质上看,比特币应当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可见,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数字人民币具备法偿性,私人数字货币仅是一种虚拟商品,未获得货币的法偿地位。

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也不是电子货币。基于货币的法偿性,债务人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属于按照债务本旨的履行行为,可以直接消灭债务关系。但是,根据《欧盟电子货币指令》第2条第2项的定义,“电子货币是指以电子方式(包括磁性)存储的,作为对发行人债权的货币价值,此债权是在收到用于支付交易的资金时确立的,并为电子货币发行人以外的自然人或法人所接受”。德国电子支付法领域的权威学者奥洛尔(Omlor)教授认为,其仅具有现金替代功能。所以,债务人使用电子货币支付,还必须得到债权人的同意,无法产生与使用法定货币支付相等的法律效果。

数字人民币与监管法律的革新

第三方支付

(一)第三方支付的概念

从广义上讲,第三方支付是指非金融机构作为收、付款人的支付中介所提供的网络支付、预付卡、银行卡收单,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与互联网交易的资金流动需求相适应,第三方支付平台充当着用户与银行之间资金流转的中间站和信任中介的角色。其通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积累公众信誉,吸引公众资金在虚拟账户中存贮、流转,完成支付、转账、交费等一系列功能。

(二)第三方支付的特点

我国通过发行数字人民币,希望助推数字经济、加速人民币的国际化。其中必然涉及货币发行权、系统管理权、规章制定权等一系列权力的调整。与之相应,监管法律的更新也势在必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可以自然延伸至数字人民币。部分观点提出,有必要专门立法,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数字人民币。其实,只要是我国的法定货币——人民币,都应当由中国人民银行独占货币发行权。现实的处理思路是,将实物货币与数字货币等同视之,完成货币发行权的自然延伸。《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即采取了自然延伸的思路。这体现为,该《征求意见稿》的第19条第2款明确规定,“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同时,配合第5条第1款第12项确认,中国人民银行承担“发行人民币,管理人民币流通”的职责。

新型电子商务发展背景下诞生的第三方支付继承了传统支付的优点并具备独特优势。

数字人民币暂时仅具有有限法偿性。《中国人民银行法》第16条和《人民币管理条例》第3条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拒收人民币。此规定明确了人民币在国内的支付地位和法偿性。此规定完全适用于实物货币,却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无法完全适用到数字人民币。因为,数字人民币的流通必须基于终端设备,而许多当事人可能没有该种设备,无法接收数字人民币的支付。所以,应认可数字人民币的有限法偿性。而且,确立数字人民币的有限法偿性,也顾及老年人、残疾人等互联网使用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避免该群体被排除在社会正常交易之外。这要求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机构必须接收实物货币的支付,并置备一定实物货币,以便找零。

首先,它打破了时空局限。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人们可以在移动端随时随地发出资金流转指令,从发出指令到指令执行的时间短,且不易出现差错。其次,它具有较高的安全性。第三方支付平台负有监督商家和消费者行为的义务。通过互享权利、互担义务的约束机制,有效减少了一方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欺诈的可能。再次,第三方支付极具综合性,可为用户提供各类服务。

(三)第三方支付发展现状

监管机关对数字人民币使用人,应负有隐私、个人数据的保护义务。在实物货币的背景下,监管机关几乎不直接掌握货币使用人的身份信息,也就一般不存在个人隐私与数据保护的问题。但是,根据数字人民币发行与流通的技术框架,一方面,登记中心记载数字人民币的流转信息,另一方面,认证中心负责认证使用人的身份信息。两者都涉及隐私、个人数据的保管问题。观察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与《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可以发现,立法者还没有意识到前述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有必要增加监管机关保护隐私、个人数据的专门法律规定,督促监管机关不断提升安全手段,维护公众利益。立法应该具体划定读取数字人民币交易信息与使用人信息的主体。按照现有技术框架,登记中心与认证中心间设置了“防火墙”,避免双方信息被随意关联。不过,不排除日后出于维护国家安全、反恐、反洗钱等合法理由,同时读取交易信息与使用人身份信息。为了在数字人民币流通、金融监管、使用人隐私三者间实现平衡,立法应具体规定,读取主体、读取条件以及读取程序。例如,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公安机关、监察机关以及司法机关须持有合法文书,方可读取相关信息。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整体市场覆盖率较高。从全球范围看,亚太地区移动支付渗透率为53%,北美和欧洲分别为33%和35%。据市场调研公司MerchantMachine发布的消息显示,在我国,2020年移动支付占比已提升到64%,显著高于英国(24%)和美国(17%)等西方国家。

以Z平台为例,《2020年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研究报告》称,该平台以55.6%的市场份额在中国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继续占据垄断地位,且用户黏性和大众信赖度不断提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支付公司之一,Z平台为迎合消费需求不断开发多方面业务,引领第三方支付时代的蓬勃发展。因此,该平台以其庞大的资金流动与交易数额、完善成熟的发展规模为研究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法律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撑。

数字人民币与民商事法律的革新

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关系分析

作为法定货币,数字人民币具有计量单位、交易媒介、价值储藏三大功能。同时,其作为一种新的变量,加入到当事人平等交易之中,无疑会引发民商事法律的“联动效应”。

第一,数字人民币属于使用人的个人财产。判定数字人民币的财产属性,必须细致分析数字钱包。商业银行为了适应数字人民币的流通,在传统银行账户体系的基础上,为使用人开设专门用于存放数字人民币的数字钱包。数字钱包与数字人民币的关系,类似于封缄物与内容物。主流学说通常采用区分原则,判定封缄物的整体由受托人占有,内容物为委托人占有。根据主流学说的观点进行审视,实际上,使用人将数字人民币放置于由商业银行提供的“保险柜”——数字钱包,并交由商业银行进行保管。使用人依然直接占有数字人民币,以及拥有所有权。

第二,数字人民币不构成商业银行的破产财产。一般来看,储户将实物货币交给商业银行,仅换取了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倘若商业银行已经处于破产状态,储户对之前交付的货币并不具有优先权,只能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不过,数字人民币的情况恰恰相反。使用人只是将数字人民币交给商业银行保管,并持续享有所有权。此财产不属于商业银行,也就不应纳入其破产财产的范围。所以,使用人可以依据《企业破产法》第38条规定的破产取回权,直接从破产的商业银行处,取得数字人民币,不需要与其他债权人平等受偿。此项规则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数字人民币的竞争优势,使之成为合理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

第三,《电子商务法》第57条的非授权支付责任规则,可以适用至数字人民币。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钱包的形式日益丰富。比如,在北京冬奥试点应用中,就有数字人民币可穿戴设备钱包,通过滑雪手套“碰一碰”即可支付。此外,超薄卡钱包、可视卡钱包和徽章、手表、手环等可穿戴设备钱包等,都有望成为未来选项。然而,支付的便捷,同样伴随着非授权支付的风险。倘若他人未经使用人的授权,利用数字钱包内的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或者转账,其中的风险应当由谁承担呢?《电子商务法》第57条第2款规定,“未经授权的支付造成的损失,由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承担;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未经授权的支付是因用户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责任”。该条文确立了,电子支付服务提供者先行承担非授权支付风险的基本规则。从制度设计目的来看,数字人民币使用的便捷性、流畅度,应达到电子银行、第三方支付相同程度的网络边界。相对应,风险分配规则,也应当与之对等,避免造成数字人民币的竞争劣势。所以,数字人民币非授权支付的风险,应当由提供数字钱包的商业银行先行承担。商业银行在承担责任后,再向非授权支付实施者追偿。

总结而言,为了应对数字人民币流通所引发的法律问题,应从监管法与交易法两个维度切入,分别对两个层次的法律进行革新。针对处于核心层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应当明确规定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定位,增加监管机关保护隐私、个人数据与非授权支付责任分配的具体规定。针对非核心的法律,如《反洗钱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企业破产法》等,也有必要结合数字人民币的特点,作出调适。

(李建星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王铉

(一)委托关系

买卖关系是第三方支付中最核心的关系,买卖合同即为主合同。根据合同的相对性,主合同只约束买卖双方,而依附主合同存在的其他保证主合同能够顺利履行的附属合同,将买卖双方、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多个主体连接在一起。若买卖合同无效,则附属合同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常见法律纠纷也多与买卖合同及其附属合同的效力有关。对于该附属合同的性质,本文更倾向于委托关系说。

委托关系说有法律法规和相关协议作支撑。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其次,Z平台制定的《服务协议》规定其受用户委托,提供代理用户收付款的资金转移服务。一言以蔽之,第三方支付平台分别与消费者、卖家签订委托代理合同,依照授权在服务协议范围内为买卖双方代理管理、转移资金,并负有诚信担保义务。

(二)保管合同关系

Z平台制定的《服务协议》中规定的某些法律行为没有买卖双方的参与,属于该平台的独立法律行为,最典型的就是资金保管。第三方支付平台本身即为资金沉淀、转移的枢纽。在一般支付活动中,买家下单后的付款流入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并由该账户暂时保管。直到买家确认收货后,资金才被转移给卖家。若出现买家退货或卖家无法发货等情况,资金就不会发生转移。在这段时间内,第三方支付平台承担着资金保管的重要责任。

(三)担保关系

电子商务的优点在于不用面对面就能完成支付,这也相应地容易导致赖账、诈骗等问题。对于买家而言,通过在线方式无法准确辨别产品质量,下单到接收货品有一定时间,交易风险较大。因此,第三方支付平台需要对商家给予信誉担保,以促使交易达成。另一方面,对于商家而言,商家先发货,买家确认收货后才付款,商家无法确认买家是否有赖账等诚信风险。因此,需要第三方支付平台给予买家诚信担保,以促使交易达成。

(四)服务合作关系

第三方支付平台与金融机构之间形成服务合作关系。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6月发布的《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第四条规定:“支付机构之间的货币资金转移应当委托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不得通过支付机构相互存放货币资金或委托其他支付机构等形式办理。”因此,第三方支付平台与银行达成协议,在银行内开设专门存放流转资金的虚拟账户,获得银行金融网络系统通道,在相关法律法规范围内运转。

(五)权利义务相对应关系

对于消费者而言,在享有第三方支付平台提供便利的同时,要做到诚信交易,遵守相关服务协议;对于商家而言,在享受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扩大经营范围、节约成本等便利的同时,要诚信合法经营,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银行而言,在享有获取报酬的权利的同时,要履行与第三方支付平台达成的协议与相关法律规定,及时提供金融、安全保障等便利;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而言,在从服务中获取报酬、调取用户个人信息的同时,要履行保守个人隐私、及时修复程序故障、监管商家经营活动等义务。

第三方支付中存在的问题

(一)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在进行第三方支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隐私泄露的隐患。在使用Z平台之前,消费者必须同意包含隐私条款的《服务协议》才能使用。Z平台根据隐私条款要求用户提供多项个人基本信息,并根据服务需要提供给第三方。对于电子商务等专业领域,一般人无法及时准确发现问题,加之法律监管和保护未作出及时响应,个人隐私信息极易受到侵犯。

此外,格式合同可能为第三方支付平台逃避责任提供便利。据了解,Z平台制定的《服务协议》从服务内容、用户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角度对用户提出具体要求,并强制用户同意,这明显为格式合同。从Z平台自身专业性的角度分析,格式合同有必要存在,且《服务协议》也确实履行了提醒注意义务,如在涉及用户重要信息的部分条款用黑粗体标明等。但是,冗长的合同、陌生的专业词汇使其不能很好地发挥提示作用。

(二)沉淀资金的风险

沉淀资金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用户交易过程中支付的资金暂存于虚拟账户;另一类是用户在支付前将一定数额的资金存入虚拟账户,以便日后使用。一般情况下,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虚拟平台暂存的流转资金就是沉淀资金。

对比银行票据,第三方支付平台既非以国家公信力为基础,又缺乏专业金融机构的法律保护。一旦第三方支付平台出现被吊销执照或破产等情形,就有可能导致留存于平台之上的资金无法回收。当前,我国大部分第三方支付平台都属民企范畴,此类机构常存在信用风险。当用户的沉淀资金丢失,第三方支付平台势必会因注册资本等条件的束缚而无法对用户的损失进行弥补。

《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支付机构接受的客户备付金不属于支付机构的自有财产。”该条款明确了第三方支付平台不能取得客户备付金的所有权。然而,储存于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中的沉淀资金所产生的利息归属却未在相关规定中明确。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和严格监管的市场背景下,第三方支付平台资金的流转势必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或信任危机,可能会对整个市场带来巨大打击。

(三)电商逃税问题

全国首例网络交易偷税案——上海“彤彤屋”案曾引发人们对电子商务税收的重新审视和思考。为何电商逃税会变成普遍现象?首先,消费者在购物时缺少索要发票的意识和习惯,商家也借此机会不开具发票。其次,交易主体模糊。消费者与商家无法互相辨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加之纷繁复杂的无数笔交易同时发生,第三方支付中不完全显示双方所有真实信息,相关监管措施很难对症下药。再次,交易记录的真实性、完整性难以保证,导致某些不法商户隐瞒交易,从而达到偷税、漏税的目的。

第三方支付的法律责任分析

(一)违约责任

违约责任,指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合同约定而依法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第三方支付中出现违约情形的法律规范。因此,在处理相关纠纷时,一般以当事人之间事先达成的协议为主要依据。在Z平台中即以《服务协议》为主的一系列协议为主要依据。

但是,《服务协议》在对用户提出种种义务履行要求后,对自身的归责则较为宽容。例如,第八条的免责条款与责任限制的相关规定,将自身排除在第三方支付中常见的违约行为的归责对象范围之外,导致最终在懵懂状态下主动或被迫同意协议的消费者可能无法获得赔偿。再者,“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使本来就处于互联网高科技服务接收端、缺乏专业技能和知识储备、搜集网络证据困难的消费者维权更加困难。

(二)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故意或过失泄露用户隐私信息、侵害他人人身财产利益的,应追究其侵权责任。《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条则对服务提供者的连带责任作出规定,最大限度地维护被侵害者的合法权益。

在商家进入第三方支付交易网络前,第三方支付平台负有审核商家个人信息真实性和完整性、监管用户经营行为等义务。若因故意或过失未尽到该义务,则第三方支付平台应承担故意或疏忽造成的法律责任。

(三)行政管理责任

鉴于电商税收的相关法律缺失,行政管理机关应通过加强审核与监管力度等方式避免电商偷税、漏税的可能,表明国家与社会对税收问题的重视,特别是对借助新兴科技钻法律空子的相关机构和个人绝不姑息的态度。

要解决第三方支付中沉淀资金所面临的问题,首先必须赋予第三方支付平台合法身份。虽然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属于金融机构,但其从事的货币资金转移、吸收货款、个人理财等业务都具备了金融服务的性质。因此,将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定性为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更具有合理性。其次,中国人民银行于2021年1月发布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虽在已废止的《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基础上新增了中国人民银行对用户储备资金的事前、事中、事后风险监测和业务报告月审核等模式,对沉淀资金存储和管理的监督检查机制作出相对完整的规定,力图拓宽法律规制的横向范围,但纵向深度追责与具体适用细则还有空缺,仍保留了行业自律自查的自我约束空间。因此,笔者认为,应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监管为中心,信息技术部门与税务部门为支撑,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为外延的综合监管制度,通过创建多元化监管机构的方式实现多层次、全方位保障资金安全的目的。

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和立法的滞后性所产生的规制漏洞亟须填补。首先,针对信息不对称、电子数据易篡改的特征,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完善的电商税收登记制度,要求电商提供真实的IP地址等资料,并实时更新重要数据信息,定期抽查、检测电商运行状况,及时发现违法行为并予以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资格许可等处罚措施。其次,完善开具电子发票细则。数字化资金流通逐渐代替纸质发票,理应制定更为详细的开具程序、关键信息录入、大数据跟踪监督等规定,做到与时俱进。再次,建立电商征税诚信体制,鼓励民众发现、举报电商偷税、漏税行为,将偷税、漏税记录与电商信誉、经营资格权限等挂钩,将失信企业及逃税档案信息向社会公开,供公众查阅。

(四)追究刑事责任

本着鼓励交易的原则,笔者认为,对于正处于蓬勃发展期的第三方支付领域要慎用刑罚。事实上,第三方支付领域发生的达到被刑事处罚程度的违法行为相对较少。笔者认为,行政政策先于刑罚更有利于鼓励第三方支付领域的创新发展和效率的不断提升。形成良性竞争、合作共赢的健康发展环境,也是刑法维护社会法益的最终目的。

第三方支付借助全球互联网系统升级换代,迅速成为社会各个领域不可缺少的角色。相较于第三方支付如火如荼的发展趋势,我国在该领域的立法空白必然导致各种风险接踵而至。在第三方支付从步履蹒跚的试探到走向国际,法律应当扮演“母亲”角色,以鼓励为主调,确保“孩子”一直在发展的正轨上。笔者分析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问题,正是为了正视不足,发现漏洞,更好地纠正违法行为,惩治犯罪,为第三方支付领域的长远发展提供法律层面的有益思考。

本期封面及目录

司法前沿 | 浅析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问题及责任司法前沿 | 浅析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问题及责任司法前沿 | 浅析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问题及责任司法前沿 | 浅析第三方支付中的法律问题及责任

《中国审判》杂志2021年第10期

中国审判***半月刊·总第272期

编辑/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