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应对重置申请人的身份信息施以必要的、较高的审查注意义务

2.非金融支付机构指的是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具有从事支付结算资质的第三方非银行金融支付机构。

3.银行对银行卡信息及密码须尽到保密义务。

4.卡内存款被他人转取,用户负有重大过错的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1)

5.支付宝转账明细,部分有附言“工资、奖金”,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

6.第三方支付机构基于用户间的服务协议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摘  要

第三方电子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开端,在整个电子交易过程中充当着中介机构、担保机构等作用,为网络消费用户和商户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交易平台。在不断取得突破及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刑事犯罪风险,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信用卡套现、盗窃、诈骗、赌博以及洗钱等刑事犯罪。关于上述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本文结合现实中影响较大的案例,对我国关于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完善构想。

本文通过实际案例,重点分析信用卡套现、盗窃、洗钱、及赌博四类刑事犯罪,希望通过刑法规制能够使得第三方电子支付行业走上稳健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 第三方电子支付;实际案例;刑事犯罪;刑法规制;完善构想

7.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受和划拨钱款是其基本业务范畴

8.用户对***验证码被他人获取存在过错的,承担相应责任。

9.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依法不承担支付责任。

10.采用支付宝交易记录作为证据的,应举证证明支付宝用户的真实身份信息。

01

〖提示〗无论有无约定,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应对(账户密码)重置申请人的身份信息施以必要的、较高的审查注意义务。

〖标签〗密码重置 | 注意义务 | 安全义务

〖审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5)三中民终字第11561号

目  录

一、第三方支付刑事犯罪各类型

〖当事人〗

(一)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信用卡套现行为分析

上诉人(原审原告)河南邦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亮义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国付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盗窃行为分析

法定代表人徐志豪

〖案情概述〗

(三)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行为分析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1月8日,邦欣公司、国付宝公司签订《电子支付服务协议书》,约定国付宝公司向邦欣公司提供电子支付服务。邦欣公司账户在2013年12月30日三次发生虚拟账户单笔支付密码错误,虚拟账户被锁定。2013年12月31日,国付宝公司根据伪造的密码重置申请,由控制台对邦欣公司账户进行了密码重置操作。此后,邦欣公司账户内的60000元被分三笔支付给了“李佳”。

二审法院经审理补充查明以下事实:

(四)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行为分析

一、双方之间的合同约定情况;二、邦欣公司账户的基本情况;三、关于涉案密码重置及转款的过程;四、关于子账户的情况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邦欣公司全部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判决:

一、撤销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4)朝民初字第41082号民事判决;

二、国付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河南邦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损失三万元;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刑事犯罪的刑法规制

(一)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信用卡套现的刑法规制

三、驳回河南邦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要点〗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盗窃行为的刑法规制

(三)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的刑法规制

1.国付宝公司是提供支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对于用户的支付密码重置申请进行审查,是其应尽的合同义务。因此,对于是否进行了审查以及进行了哪些审查,国付宝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国付宝公司均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国付宝公司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尽管双方上述协议中并未约定支付密码的重置程序以及对于重置申请的审查行为、审查义务,但国付宝公司作为支付机构,仍应本着对用户资金安全负责的原则,对于重置申请人的身份信息施以必要的、较高的审查注意义务。国付宝公司在涉案密码重置问题上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

3.本案中,国付宝公司未尽审查注意义务,构成违约,邦欣公司因国付宝公司的违约行为遭受了财产损失6万元,因此,国付宝公司应就此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四)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的刑法规制

4.邦欣公司对于登录密码、注册邮箱密码的保管存在过失,该过失对于损失的发生具有原因力,故邦欣公司对于损失的发生具有过错,应减轻国付宝公司的赔偿责任。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2)

02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3)

〖提示〗 非金融支付机构指的是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具有从事支付结算资质的第三方非银行金融支付机构。

三、结语

四、参考文献

正 文

一、第三方电子支付各刑事犯罪的类型分析。

(一)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信用卡套现行为分析。

〖标签〗非金融支付机构 | 第三方支付服务 | 买卖合同

在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的今天,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信用卡套现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 钟智勇:《电子支付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是各类犯罪中较为猖獗的模式。(以上图片来源于网络)【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4)

〖审理法院〗 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案号〗 (2016)沪0104民初6976号

〖当事人〗

下面将以持卡人通过支付宝淘宝网网购为例,阐述这种套现主要过程。通过支付宝担保进行网购交易的一般流程:

原告:尹太康,男

如图2-1所示,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通过指令指示第三方的支付机构与银行进行货款划转的,具体交易的真实性无凑从考证。虚假交易的过程是,信用卡持有人自己或利用他人的身份证或者银行卡在淘宝网上申请成立店铺,再利用买卖双方的不真实交易进行“购物消费”,最终使得持卡人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得到货物现金。即使网络警察也无法准确界定该笔交易的真实性,无法准确区分该笔交易是违规套现行为还是正常交易行为。淘宝网及支付宝更加无法确认每一笔交易的真实性,只是通过买卖双方的收货指令和确认指令进行货款划转,而且这种违法成本几乎为零。正是这种支付宝套现的可操作性,使得个别持卡人产生了利用支付宝逃避银行利息的融资行为。

1、关于套现行为人

被告: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信用卡持卡人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套现的行为,主观上具有骗取银行机构以规避利息的非法目的,客观上也采取了虚构较大数额的交易事实的行为,违反了信用卡管理的有关规定,该种行为可以评价为信用卡诈骗罪。这种行为也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认定套现行为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法定代表人:唐伟

2、关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

〖案情概述〗

2015年8月底,尹太康在搜狐网上看到“高盛国际”的广告,遂进入“高盛国际”网站,注册成功并做了些投资项目,具体情况为:2015年8月底、9月上旬,做了300元的投资项目;2015年9月24日,做了一项5.5万元的投资项目,收款人则为宝付公司。但2015年10月底,相关网站无法打开和访问,***也无法联系到相关工作人员,事后才知道“高盛国际”是一个虚假公司。但宝付公司称尹太康所述的2笔交易是发生于其本人和案外人安徽富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民公司)之间。富民公司是本公司的签约商户,本公司完全按照客户交易指令完成资金划拨,尹太康是基于自己与富民公司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支付系争钱款给富民公司。

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构成非法经营罪风险。如果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主动引诱持卡人套现,以便在完成后套现后收取手续费,或者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以套现为设立主要目的的,应当认定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以犯罪论处。应该将这种行为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列入非法经营罪的范畴进行惩处。

〖裁判要点〗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盗窃行为分析

自网络兴起以来,针对网络游戏账号,QQ账号等互联网虚拟财产的网络盗窃行为愈演愈烈,严重威胁了广大网络用户的财产权益,也危及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安全和产业良性发展。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系统漏洞进行网络盗窃的行为也成为盗窃犯罪的新形式。

宝付公司提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支付业务许可证》、宝付公司网站业务管理系统截屏打印件、宝付公司与富民公司签订的《网络支付合作协议》和《下发(代付)协议》、富民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开户许可证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等,证明宝付公司按约为富民公司提供“网络电子支付服务”,系争钱款支付至富民公司账户。这些证据能够印证宝付公司是非金融支付机构,提供第三支付服务,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根据尹太康的陈述,自己是看了广告后,在“高盛国际”网站,操作系争钱款的网上支付手续,故系争钱款是尹太康基于与案外人之间的合同关系而支付。宝付公司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受和转付钱款均是基于交易双方的指令,且并无证据证明宝付公司存在错误执行交易指令的情况,故尹太康主张与宝付公司形成买卖合同关系,要求宝付公司承担卖方责任,缺乏事实和合同依据,亦于法无据。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2)

03

1、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漏洞盗刷信用卡

信用卡盗刷案件,主要是行为人将“离线支付”和“过卡支付”的系统技术相结合,依次经过发卡银行、银联、收单银行、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最终将他人信用卡中的资金划转到自己的指定账户,完成盗窃行为。即使信用卡持卡人突然发现卡内金融不翼而飞,也无法找打具体责任人。这样的盗窃方式被称为“最安全的盗窃犯罪”。

案例:陈某有一次在核对某银行信用卡的时候,发现本月的账单中莫名其妙地多出一笔金额为 300 元的交易扣款。几番查询,该笔款项是由网银在线服务代为支付给了“乐在上海”机构。陈某回想到,问题有可能出现在上个月办理的那张本市消费折扣卡上。上个月,陈某在街头“乐在上海”办理点办理了一张本市消费折扣卡。摊点推销员许诺本卡可以免费试用 30 天,试用期后如果不需要续订,本卡业务自动取消不会额外收费。办理此卡只需要填写一张个人资料登记单即可。陈某在填写时发现需要填写信用卡卡号和卡号后三位数字,随即心生疑虑,但又一想没有密码也不能随意刷卡,填写卡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按照资料要求填写了个人资料单。但没想到的是,就这简单的动作就给了盗窃者犯罪的机会。

本案各个环节涉及的机构均给出了无法解决的答复,该银行声称持卡人应该自负责任;银联声称自己只具有跨行信息转接的功能,无法控制网银服务业务;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声称风险控制属于银行业务范围,自己只是中介机构不应该承担责任。 究其具体盗窃流程,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陈某提供了信用卡卡号,还包括陈某提供了卡号后的三位数字,这串数字被称为 CVV 码,即信用卡的验证码。这串数字是根据发卡银行的编码规则,将信用卡卡号、使用有效期和服务约束代码加密算法生成的。一般会印在信用卡卡面的显示的卡号后面。上文提到的“离线支付”和“过卡支付”,其实是信用卡的两种使用方式。“过卡支付”是指我们一般使用的方式,即在商场等实体店的 POS 机刷卡消费的方式,经过签字授权便可完成交易。而“离线交易”是指往往用于酒店、公司财务等场合,也是通过 POS机完成交易,但是不需要刷卡签字授权,只需要提供卡号和验证码即可,其中验证码也就是 CVV 码。西方国家惯用签字或提供验证码消费,一般不会设置密码功能,而在我国持卡人往往被银行鼓励设置银行卡密码,而对 CVV 码的使用规则完全不提,造成我国持卡消费者几乎不知道 CVV 码的存在及用途。

正是由于该种情况的存在,“乐在上海”就将“离线支付”和“过卡支付”两种不同的支付系统结合在一起,完成盗窃行为。“乐在上海”主营业务仅仅限于广告业务,但是它向网银在线申办了“离线支付”业务,即网银在线会根据服务协议,为“乐在上海”在互联网建立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提供电子商务服务。“乐在上海”可以登录该服务平台,在“离线支付”一栏下输入客户提供的卡号和 CVV 码,即可自行划款。

2、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的盗刷行为可以构成盗窃罪。

我国《刑法》第 264 条规定,行为人持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态度,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在于整个盗窃过程中,“乐在上海”是以单位作案的。(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 年 7 月版,第 35页。)但是,在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中单位并不能成为盗窃罪的主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2002 年的批复中明确说明,“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单位本身不能成为盗窃罪的主体,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只能追究主管人员和主要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所以该案应该追究“乐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3)

〖提示〗银行卡持卡人及密码持有人无法解释银行卡如何为他人知晓并绑定电子支付平台,可以推定其对银行卡信息及密码没有尽到保密的义务。

〖标签〗第三方交易平台|银行

〖审理法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

针对上述情形,可以增设盗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服务罪来进行规制。该罪主要针对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受害人的网络账户和密码,并利用该信息在网络上代为支付费用,给受害人带来较大经济损失的行为,构成计算机网络信息服务罪。量刑情节可以参考盗窃罪的法定刑。

(三)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行为分析

〖案号〗(2016)桂0103民初1856号

随着网民数量迅速增多,以网络为赌博犯罪平台的新型犯罪形式迅速蔓延。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世界杯期间,全球博彩公司赌球光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就高达 60 亿欧元。相比较传统赌博而言,网络赌博犯罪成本低、隐蔽性强、监控难度大。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的便捷性,在线赌博犯罪行为更加猖獗。

案例:支付宝卷入河北网络赌博大案

2010 年 6 月份在《燕赵晚报》刊发了这样一则***,彭某开设了名为“黄金棋牌”的网络赌场,涉赌人员在该网站注册为会员即可参赌。赌资是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支付宝转入彭某账户的,网站审核通过后,该笔赌资将直接以1:10 的比例转化为一种被称为“黄金币”的赌博用币,即 1 元人民币可兑换 10个“黄金币”。参赌人员就可以利用“黄金币”参与网络赌博。如果会员申请退出赌博,也可以将“黄金币”再以 10:1 的比例兑换成人民币提现。

〖当事人〗

原告:张引俊。

调查中,支付宝的相关人员辩称,支付宝并没有从中获利,只是资金划转,相当于银行开户后,往账户里打钱。分析整个网络赌博过程,涉嫌网络赌博的双方用户首先要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注册账号,然后双方将赌资汇入第三方电子支付账户,赌博行为结束后,再到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结算。从“参赌者——银行——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网站”的网络链条来看,银行与第三方电子支付被动参与其中,尤其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在整个网络赌博环节中起到非常重要桥梁作用。

首先,第三方电子支付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吸引了大批赌博者。赌博者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可以避免传统现金下注的赌博头衔;

其次,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担保交易服务,可以避免参赌者的赖账行为;

被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新城支行。

最后,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可以进行虚拟交易,通过虚拟币购买交易表面上掩盖了支付赌资的真实面目,使得赌博行为更加隐蔽。

此外,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充当了网络赌博的结算中心。

根据《刑法》第 303 条规定,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构成赌博罪;开设赌场的按照赌博罪论处。分析本案中,参赌人员将现金通过网络支付的方式购买“黄金币”,再利用黄金币作为赌资进行赌博的行为,符合赌博罪的构成要件,可以评价为赌博罪。对于“黄金棋牌”网站,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5 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加以规制,第二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的属于“开设赌场”的行为,应以赌博罪论处。

甚至,应该将赌博罪进一步进行细化,可以考虑分将传统赌博罪归类为普通赌博罪,将黑社会势力掺杂的案件归类为强迫赌博罪,将网络开设赌场的行为归为网络赌博罪。

(四)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行为分析

法定代表人:邓慧杰。

委托代理人:吕光富

委托代理人:李彦莹

〖案情概要〗

所谓洗钱(launder):为了掩盖非法资金的真实原始来源,将其投入合法经营过程,或者利用合法途径将其存入合法银行账户,将非法资金合法化的过程,称之为洗钱。尤其在担保型第三方电子支付和中介型第三方电子支付模式中,洗钱行为尤为明显。支付宝账户管理中,不限制每个用户的注册数量,为非法资金的自由移转提供了便利条件。支付宝每天的流动资金多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每笔交易款都要经过支付宝的统一银行账户进行流转,这些资金在几万个账户中转入、转出,无论原始资金是否合法,经过支付宝银行账户流转之后都成为了合法资金,滋生了大量洗钱案件,给我国打击洗钱犯罪带来巨大的监管难度。

原告于2014年11月23日在被告处办理中国建设银行储蓄卡(八桂健康龙)一张,该账户仅开通简单的储蓄和短信提醒业务,根本没有开通网上银行、***银行等业务。此时***陆续收到数条短信提示账号,后经人工提示并到中国建设银行网站开通查询业务。经网上查询交易记录未有任何信息,但是在“缴费记录查询”一项中查询到原告该账户有6笔被缴费支出,合计人民币5000元。原告于2015年6月29日(次日)到被告所属营业部柜台打印交易记录并如实反映情况,但柜台人员明确回复网上银行本来就不安全,造成损失由储户自己承担。被告于6月29日8时54分***报警,并到广西南宁市公安局新城派出所报案。

1、上海快钱公司“乐天堂”赌场案

快钱公司(快钱)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电子支付企业,也是国内首家提供通过 Email 和***码进行网上收付款服务的第三方电子支付企业,总部设在上海。公安部网站 2010 年 6 月 21 日披露了江苏苏州侦破“乐天堂”开设赌场案,称上海快钱公司的高管梅某与境外赌博集团相勾结,协助其流转资金多达 30 余亿元,快钱公司获利 1700 余万元。

〖裁判要点〗         

审理认为:本案中原告的银行卡被以支付***费的理由支出5000元。原告在被告处开通了短信银行业务,但未开通网上银行缴费业务。该支付行为是通过第三方交易平台发出支付指令进行支付,没有使用真实的银行卡进行刷卡支付,被告只是按照第三方指令进行支付。原告开通第三方交易平台与被告并无关联,并不需要被告进行审核及同意。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被告未经其同意私自开通“网上银行缴费业务”,也没有证据证明是他人使用伪造的银行卡进行盗刷支付,根据本案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过错。因此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没有法律根据,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2)

04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3)

〖提示〗“商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明确了银行保障储户存款安全的责任,但这是对银行应尽义务的概括性规定,并不能作为法律救济依据自动适用于每一个单独的储蓄存款合同。

〖标签〗 储蓄存款合同 | 支付宝快捷支付 | 安全

此后,快钱公司一直强调声明梅某不是其公司员工,公司也没有非法获利,但是,快钱公司也因此事件受到不小的冲击。 2010 年 2 月份,江苏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乐天堂赌场案”。犯罪嫌疑人汪天宝是境外赌博网站的代理人,在其代理的网站中有一家专门针对境内网民开设的“乐天堂”赌博网站,该网站常年从事为境外组织机构洗钱等活动。该网站为扩展业务,特招聘大量代理发展境内参赌人员,代理佣金每月会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汇款到各代理人的银行卡中。据汪天宝交代,从 2009 年 10 月份作为网站代理开始,短短 4 个月期间,他就发展了 400 多名参赌人员,个人也因此得到 90多万元的佣金和提成。

〖审理法院〗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 (2015)郑民三终字第503号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明杰

本案中,代理人的佣金和参赌人员的手续费用以及赌资就是通过上海快钱公司——这家第三方电子支付公司进行转账支付的。据了解,汪天宝在上海快钱公司注册了 5 个虚拟的账户,通过账户捆绑了 8 万多张银行卡账户。正是由于第三方电子支付具有虚拟交易的便利性,这些境外的非法组织机构才会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洗钱交易。

具体过程是,参赌人员首先要注册网上银行账户,随后与境外赌博网站进行虚拟交易,交易后将赌资汇入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统一账户,完成虚拟交易的确认步骤后,境外赌博网站通过银行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资金结算,最终完成“洗钱”的整个过程。佣金的支付过程也是类似于此过程。

当然,上海快钱公司只是涉案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中的一家。据警方调查,“乐天堂”赌博网站还利用了其他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洗钱,涉案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包括北京通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 2003 年就创建的易宝第三方电子支付。腾讯公司在 2005 年推出的财付通第三方电子支付以及收汇宝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 2006 推出的收汇宝第三方电子支付等等,多达十几家。

2、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不作为是否构成犯罪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桐柏南路分理处。

从案件中分析得出,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在整个赌博案件中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不作为的状态。那么,针对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不作为行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方的支付机构承担“协助”洗钱犯罪的法律责任。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参与到资金结算过程,巧妙地规避了银行的反洗钱系统。在资金转入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之后,客户的支付指令直接指向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银行系统无法确定交易环节。任何人只要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上注册成为用户,便都可以边界隐秘的实现资金随意转移。犯罪行为人正是利用了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资金结算具有隐秘性的特点,而选择该种方式进行洗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行为属于协助行为,应该以洗钱罪的共犯论处。

〖案情概述〗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12年12月28日,刘明杰为申请办理银行卡,在农业银行桐柏南路分理处填写了中国农业银行个人结算账户申请书,刘明杰在客户信息填写(必填)一栏中填写的移动***为1352668****。2014年1月6日刘明杰分三次存入70100元。2014年1月12、13日该卡通过支付宝共计69800元。2014年1月15日刘明杰查询发现卡内少了69800元现金。随后刘明杰委托律师向农业银行桐柏南路分理处发出律师函,认为农业银行桐柏南路分理处未经刘明杰同意让第三人通过支付宝快捷支付方式转走存款,已构成违约,要求农业银行桐柏南路分理处承担赔偿责任。

〖裁判要点〗

一审法院认为:.刘明杰在他人的指示下向其银行卡中存入款项,将其预留的***码变更为他人***码,既违反了向银行提供真实信息的合同义务,又导致他人得以利用其相关信息,通过开通支付宝的方式扣付了其银行卡内的存款。刘明杰对其存款被扣付存在重大过错,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其自行负担。

二审法院认为:

1.刘明杰在农业银行桐柏南路分理处办理了金穗借记卡,双方即建立了储蓄合同关系,该储蓄合同合法有效,受法律保护。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经营者不应该成为洗钱犯罪的主体,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认为,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了网络管理者的角色。首先,构成洗钱罪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知或者应该知道的主观故意,但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本意在于提供一个方便网络用户的公共平台,并不在于犯罪。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经营者主观具有故意,直接定性为协助或者提供帮助的共犯,有些客观归罪的的嫌疑。其次,刑法有关规定,洗钱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与上游犯罪行为人没有事先通谋的前提下,为其提供账户或者协助转移资金等行为。(3刘颖:《电子资金划拨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而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只是一个电子交易平台,只是提供快捷的资金结算服务,即使犯罪人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实施了洗钱犯罪行为,也并不能表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就有提供、协助犯罪分子掩饰隐瞒非法来源的性质和目的。

2.本案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合作协议,其只是为客户提供了一种服务选项。支付宝服务的开通需要输入关联的银行账户,以及银行账户所对应的信息资料。本案无证据证明农业银行桐柏南路分理处在电子银行系统存在安全隐患、内部违规操作等过错。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刑事犯罪的刑法规制 

(一)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信用卡套现的刑法规制 

1、关于套现行为人的定罪处罚。

3.证据表明刘明杰在他人指示下办理银行卡和存入款项,在其身份信息、银行账户信息均被他人知晓的情况下,刘明杰又将其与银行卡关联的***码变更为他人的***码,致使被他人利用上述信息,通过开通支付宝方式扣付了其银行卡内存款。对此刘明杰负有重大过错,其应当对卡内存款被他人转取承担全部责任。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2)

05

行为人套现后在规定期限内及时还清欠款的,可以推断行为人套现时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这种行为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直接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在规定期限内及时还款,在银行业务的管理范围内可以认定为尚未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所以不能认定为骗取贷款罪,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套现数额较大或者造成严重影响的,可以按照一般的违法行为加以处理。如果,行为人套现后没有及时还清欠款的,也不能直接认定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倘若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确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也不宜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3)

〖提示〗第三方支付机构中存储的信息对于用户与商户而言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支付宝转账明细,部分有附言“工资、奖金”,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

本文认为,可以将这种“套现”行为,定性为“以欺骗的手段获得贷款”的行为,按照一般违法行为加以惩处便可。但是,如果行为人多次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套现,并且套现数额相对较大的行为,应当视为严重情节,可以考虑评价为骗取贷款罪。其中,相关司法解释中将骗取数额超过 100 万元的行为认定为“数额较大”。 

〖标签〗劳动争议 | 劳动关系| 收入证明 | 社会保险

2、 第三方电子支付中介机构的定罪处罚。

〖审理法院〗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行为应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进行处理:针对善意的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不需要对其进行刑法处罚。恶意的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又可以按照本身的性质,分为提供套现服务的特约商户和套现专业公司。特约商户本身具有经营资质,只是在交易过程中进行了套现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还应从套现的次数、套现的规模、因套现受到过金融机构的处分仍继续实施套现活动等情节考察,应该处罚轻刑化,引入共同犯罪的理论,在这种情形下,以持卡人为主犯,特约商户为从犯,以主犯即持卡人所触犯之罪的从犯来定罪量刑;而针对申请时就以从事套现为牟利目的的中介机构,其主观恶性较强,可参照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中介机构在申请第三方电子支付资质时就以提供套现服务为牟利手段的,或者在申请后,以实施套现为主要牟利活动的,就应该单独定罪,且是按照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果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或者网络商户故意与行为人实施虚构交易,或者通过现金退货等方式套取现金的,在数额达到妨害信用卡管理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情节严重”时,也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该司法解释中规定,数额达到100 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额超过 500 万元的,就要认定为特别严重的情节,将会受到有期徒刑的刑法处罚,并处罚金。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盗窃犯罪的刑法规制

金融电子信息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电子资金以及金融电子信息可以作为盗窃犯罪的对象。首先,电子资金或者电子货币都属于无形的有体物。刑法理论中将电、热、光等不具有具体外观形态的物质称为无形物。刑法和司法解释已将电力、煤气、天然气和电信服务规定为盗窃罪的对象,它们同电子资金一样不仅是无形财产,而且是人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对象,既然它们可以作为盗窃对象,那么电子资金以及金融电子信息也应当是盗窃的对象。其次,在刑事立法上,有关重要的电子信息已经作为了犯罪的对象。例如《刑法》第 196 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其犯罪对象是信用卡,而信用卡内的金融电子信息,即电子资金或者电子货币,是无形的有体物。行为人如果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并通过电子资金过户系统取得钱款的,就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该条第 3 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盗窃罪定罪处罚,说明信用卡中的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亦是盗窃罪的对象。

(三)、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犯罪的刑法规制

〖案号〗(2016)浙02民终2236号

〖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原告):宁波高新区亿点传媒策划有限公司

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犯罪的行为人,数额达到刑法相关规定,就构成了赌博罪。其中,虚拟财产是一种具备财产属性的电磁记录,也应纳入赌博犯罪规制的范畴。刑法条文中关于赌博犯罪的相关立法情况,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需要进步细化和修改才能更好地对该类违法犯罪活动加以惩处、遏制。

1、应根据不同情况设置刑罚梯度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梁威,男

〖案情概述〗

原审法院审理认定:梁威在亿点公司进行广告安装和维护,双方一直未签订过劳动合同,亿点公司未为梁威缴纳社会保险。亿点公司于2014年10月7日为梁威出具证明一张,内容为:“兹证明梁威身份证号320722199012134535是我公司员工,在项目部门任项目经理职务。年总收入约为人民币肆万元整”,该证明落款处为“宁波高新区亿点传媒策划有限公司”,宁波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该证明落款处的印文与亿点公司公章印文为同一印章盖印形成。梁威实际工作至2015年7月16日,于2015年7月23日向亿点公司寄出同日落款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亿点公司于7月24日收到该通知书。

《刑法》中关于赌博罪的法律条文规定,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的,构成赌博罪,最高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实践中,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赌博的犯罪形式花样百出,具体案例、涉案金额也有所不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尽相同。行为人赌博金额达到几万和几十亿的处罚量刑差距不够合理,显然,适用同一刑罚梯度是不合理的。一般认为,以赌博为业的社会危害程度要小于聚众赌博,而聚众赌博的社会危害性又要小于开设赌场,且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也呈递增趋势,所以受到的刑罚处罚程度也应该递增,但第 303 条中并没有显示这样的刑罚梯度。所以,本文认为,应修改第 303 条的条文内容,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恶意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设置合理的刑罚梯度,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

2、赌博犯罪共犯的界定

根据《解释》第 4 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计算机网络的,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这是对网络赌博共同犯罪中帮助行为性质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除给赌徒提供一般条件外还存在以下情况:故意提供硬件设备方面的物理帮助,如提供计算机终端、网站平台等;提供网络空间或者网络服务;还有网站受雇人员提供的帮助行为。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赌博的非法活动中,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根据其作为与不作为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在境内开设赌博网站,为参与赌博的人提供赌博的网络平台。另一种是指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明知赌徒利用其所开合法网站的电子支付功能进行赌博,在有能力停止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仍为犯罪行为提供服务的行为,即被动的自愿提供。本文认为,第一种行为可以评价为赌博罪;第二种可以视其在赌博犯罪活动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进行评价,以赌博罪的帮助犯论处;也可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或治安处罚,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四)、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

《刑法》规定,行为人为掩饰、隐瞒毒品、黑社会组织、贪污贿赂、恐怖活动、走私、金融诈骗以及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涉案资金,通过金融机构、投 资或者资金流通等方式,最终使得该笔非法所得收益转化为合法收益。该种行为构成洗钱罪。从该罪的犯罪构成来讲,行为人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的行为也构成了洗钱罪,这点毫无争议。

1、应该将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纳入洗钱犯罪主体

本文认为,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具有代收款项的功能,该种服务

对一审法院查明事实,二审法院予以确认。

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要点〗

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为亿点公司与梁威之间是否形成劳动关系。在亿点公司无充分证据予以证明的情况下,对其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再次,亿点公司通过网上银行、支付宝等电子支付形式较为固定地每月向梁威支付报酬,虽梁威的报酬由亿点公司通过另一案当事人潘聪明转发,但从每月发放的金额来看,二人合计的金额与收入证明载明的二人的年总收入也较为吻合,且从亿点公司提供的支付宝转账明细来看,其向潘聪明的个别转账中还有附言为“工资”、“奖金”的摘要。因此,本院认为,上述事实能够反映亿点公司与梁威之间形成劳动关系。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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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3)

〖提示〗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受和划拨钱款是其基本业务范畴,基于用户间的服务协议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标签〗《支付业务许可证》| 非金融支付机构| 基本业务

〖审理法院〗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案号〗(2017)沪0104民初14787号

〖当事人〗

原告:刘培新,男

被告: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伟

委托诉讼代理人:沈家春,男。

〖案情概述〗

宝付公司系取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公司。2017年2月6日,刘培新受案外人指示将42万元转入宝付公司账户。2017年2月6日,宝付公司生成两份订单,显示商户名为淮安杨宝宝电子有限公司,订单金额各为21万元,共计42万元。2016年1月8日,宝付公司与淮安杨宝宝电子有限公司签订《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网络支付合作协议》、《下发(代付)协议》,约定由宝付公司为该商户提供网络电子支付服务,并根据该商户交易指令将代付金划转至指定账户。

〖裁判要点〗

宝付公司系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的公司,其证据证明其收受涉案42万元钱款系基于其与淮安杨宝宝电子有限公司之间的服务协议。

原告系出于投资理财的目的,基于案外人指示将钱款转至被告账户。

法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不当得利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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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法】10则有关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案例分析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3)

〖提示〗第三方支付机构收受和划拨钱款是其基本业务范畴,基于用户间的服务协议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标签〗期货交易 | 第三方支付机构 | 网上交易

〖审理法院〗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案号〗(2018)沪0104民初10178号

〖当事人〗

原告:罗艳,女

被告:宝付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案情概述〗

2017年3月初,罗艳接到自称是杨宝宝公司工作人员的***,向其推销期货,声称宝付公司是经上海市商务委批准,国家许可经营现货等业务的平台,有专业分析师团队。在该工作人员的劝说下,罗艳在宝付公司开设了账户,通过信管家交易软件陆续将涉案资金划入此账户,并在杨宝宝公司业务员指导下进行期货交易。不久,罗艳就损失了261,120元。后经了解,宝付公司并没有经过合法审批,没有相关业务资质。

法院判决驳回罗艳全部诉讼请求。

〖裁判要点〗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宝付公司系取得互联网支付业务许可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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