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指南】抗击疫情,电子银行产品---第三方快捷支付篇(四)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1)

摘  要

温馨提醒

第三方电子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开端,在整个电子交易过程中充当着中介机构、担保机构等作用,为网络消费用户和商户提供了一个高效的交易平台。在不断取得突破及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刑事犯罪风险,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信用卡套现、盗窃、诈骗、赌博以及洗钱等刑事犯罪。关于上述刑事法律风险的防范,本文结合现实中影响较大的案例,对我国关于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刑事犯罪方面的立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完善构想。

尊敬的客户:

本文通过实际案例,重点分析信用卡套现、盗窃、洗钱、及赌博四类刑事犯罪,希望通过刑法规制能够使得第三方电子支付行业走上稳健的发展道路。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为了您的安全,如需办理银行业务,请尽量不要到网点办理,并减少现金使用,以最大程度避免交叉感染的可能!特别推荐您使用稷山农商行微信银行、***银行、晋享生活、第三方支付等线上金融服务,24小时自助办理,足不出户,方便快捷!

【业务指南】抗击疫情,电子银行产品---第三方快捷支付篇(四)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2)

第三方快捷支付

第三方快捷支付业务是我行与支付宝、微信、京东等公司合作,在微信、支付宝等平台通过稷山农商行银行卡完成微信收发红包、淘宝购物、信用卡还款、生活缴费等支付业务。

1、产品功能

目前支持在支付宝、财付通(微信、QQ)、京东、苏宁易付、百付宝、翼支付等渠道进行线上支付功能。

 关键词: 第三方电子支付;实际案例;刑事犯罪;刑法规制;完善构想

目  录

一、第三方支付刑事犯罪各类型

2、产品特点

 ◆支付操作更加简单、便捷。

 ◆安全、可靠。

3、申请条件

(一)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信用卡套现行为分析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盗窃行为分析

(三)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行为分析

(四)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行为分析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刑事犯罪的刑法规制

凡在稷山农商行开立银行卡账户的个人均可绑定后使用。

4、开通方式-点击下方链接查看详情

(一)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信用卡套现的刑法规制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盗窃行为的刑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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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N  XI  WO  MEN

(三)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的刑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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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的刑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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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四、参考文献

正 文

一、第三方电子支付各刑事犯罪的类型分析。

(一)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信用卡套现行为分析。

在互联网金融高速发展的今天,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信用卡套现的行为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 钟智勇:《电子支付的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是各类犯罪中较为猖獗的模式。(以上图片来源于网络)【业务指南】抗击疫情,电子银行产品---第三方快捷支付篇(四)联英理论 | 第三方电子支付的刑事法律风险及防控(图11)

下面将以持卡人通过支付宝淘宝网网购为例,阐述这种套现主要过程。通过支付宝担保进行网购交易的一般流程:

如图2-1所示,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通过指令指示第三方的支付机构与银行进行货款划转的,具体交易的真实性无凑从考证。虚假交易的过程是,信用卡持有人自己或利用他人的身份证或者银行卡在淘宝网上申请成立店铺,再利用买卖双方的不真实交易进行“购物消费”,最终使得持卡人不需要任何费用就可以得到货物现金。即使网络警察也无法准确界定该笔交易的真实性,无法准确区分该笔交易是违规套现行为还是正常交易行为。淘宝网及支付宝更加无法确认每一笔交易的真实性,只是通过买卖双方的收货指令和确认指令进行货款划转,而且这种违法成本几乎为零。正是这种支付宝套现的可操作性,使得个别持卡人产生了利用支付宝逃避银行利息的融资行为。

1、关于套现行为人

信用卡持卡人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套现的行为,主观上具有骗取银行机构以规避利息的非法目的,客观上也采取了虚构较大数额的交易事实的行为,违反了信用卡管理的有关规定,该种行为可以评价为信用卡诈骗罪。这种行为也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认定套现行为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2、关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

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构成非法经营罪风险。如果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主动引诱持卡人套现,以便在完成后套现后收取手续费,或者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以套现为设立主要目的的,应当认定为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应以犯罪论处。应该将这种行为认定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列入非法经营罪的范畴进行惩处。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盗窃行为分析

自网络兴起以来,针对网络游戏账号,QQ账号等互联网虚拟财产的网络盗窃行为愈演愈烈,严重威胁了广大网络用户的财产权益,也危及我国互联网的信息安全和产业良性发展。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系统漏洞进行网络盗窃的行为也成为盗窃犯罪的新形式。

1、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漏洞盗刷信用卡

信用卡盗刷案件,主要是行为人将“离线支付”和“过卡支付”的系统技术相结合,依次经过发卡银行、银联、收单银行、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最终将他人信用卡中的资金划转到自己的指定账户,完成盗窃行为。即使信用卡持卡人突然发现卡内金融不翼而飞,也无法找打具体责任人。这样的盗窃方式被称为“最安全的盗窃犯罪”。

案例:陈某有一次在核对某银行信用卡的时候,发现本月的账单中莫名其妙地多出一笔金额为 300 元的交易扣款。几番查询,该笔款项是由网银在线服务代为支付给了“乐在上海”机构。陈某回想到,问题有可能出现在上个月办理的那张本市消费折扣卡上。上个月,陈某在街头“乐在上海”办理点办理了一张本市消费折扣卡。摊点推销员许诺本卡可以免费试用 30 天,试用期后如果不需要续订,本卡业务自动取消不会额外收费。办理此卡只需要填写一张个人资料登记单即可。陈某在填写时发现需要填写信用卡卡号和卡号后三位数字,随即心生疑虑,但又一想没有密码也不能随意刷卡,填写卡号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就按照资料要求填写了个人资料单。但没想到的是,就这简单的动作就给了盗窃者犯罪的机会。

本案各个环节涉及的机构均给出了无法解决的答复,该银行声称持卡人应该自负责任;银联声称自己只具有跨行信息转接的功能,无法控制网银服务业务;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声称风险控制属于银行业务范围,自己只是中介机构不应该承担责任。 究其具体盗窃流程,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陈某提供了信用卡卡号,还包括陈某提供了卡号后的三位数字,这串数字被称为 CVV 码,即信用卡的验证码。这串数字是根据发卡银行的编码规则,将信用卡卡号、使用有效期和服务约束代码加密算法生成的。一般会印在信用卡卡面的显示的卡号后面。上文提到的“离线支付”和“过卡支付”,其实是信用卡的两种使用方式。“过卡支付”是指我们一般使用的方式,即在商场等实体店的 POS 机刷卡消费的方式,经过签字授权便可完成交易。而“离线交易”是指往往用于酒店、公司财务等场合,也是通过 POS机完成交易,但是不需要刷卡签字授权,只需要提供卡号和验证码即可,其中验证码也就是 CVV 码。西方国家惯用签字或提供验证码消费,一般不会设置密码功能,而在我国持卡人往往被银行鼓励设置银行卡密码,而对 CVV 码的使用规则完全不提,造成我国持卡消费者几乎不知道 CVV 码的存在及用途。

正是由于该种情况的存在,“乐在上海”就将“离线支付”和“过卡支付”两种不同的支付系统结合在一起,完成盗窃行为。“乐在上海”主营业务仅仅限于广告业务,但是它向网银在线申办了“离线支付”业务,即网银在线会根据服务协议,为“乐在上海”在互联网建立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提供电子商务服务。“乐在上海”可以登录该服务平台,在“离线支付”一栏下输入客户提供的卡号和 CVV 码,即可自行划款。

2、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的盗刷行为可以构成盗窃罪。

我国《刑法》第 264 条规定,行为人持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态度,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而在于整个盗窃过程中,“乐在上海”是以单位作案的。( 2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 年 7 月版,第 35页。)但是,在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中单位并不能成为盗窃罪的主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 2002 年的批复中明确说明,“单位有关人员为谋取单位利益组织实施盗窃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以盗窃罪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单位本身不能成为盗窃罪的主体,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只能追究主管人员和主要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所以该案应该追究“乐在上海”的主要负责人和主要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针对上述情形,可以增设盗用计算机网络信息服务罪来进行规制。该罪主要针对行为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得受害人的网络账户和密码,并利用该信息在网络上代为支付费用,给受害人带来较大经济损失的行为,构成计算机网络信息服务罪。量刑情节可以参考盗窃罪的法定刑。

(三)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行为分析

随着网民数量迅速增多,以网络为赌博犯罪平台的新型犯罪形式迅速蔓延。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世界杯期间,全球博彩公司赌球光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就高达 60 亿欧元。相比较传统赌博而言,网络赌博犯罪成本低、隐蔽性强、监控难度大。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的便捷性,在线赌博犯罪行为更加猖獗。

案例:支付宝卷入河北网络赌博大案

2010 年 6 月份在《燕赵晚报》刊发了这样一则***,彭某开设了名为“黄金棋牌”的网络赌场,涉赌人员在该网站注册为会员即可参赌。赌资是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支付宝转入彭某账户的,网站审核通过后,该笔赌资将直接以1:10 的比例转化为一种被称为“黄金币”的赌博用币,即 1 元人民币可兑换 10个“黄金币”。参赌人员就可以利用“黄金币”参与网络赌博。如果会员申请退出赌博,也可以将“黄金币”再以 10:1 的比例兑换成人民币提现。

调查中,支付宝的相关人员辩称,支付宝并没有从中获利,只是资金划转,相当于银行开户后,往账户里打钱。分析整个网络赌博过程,涉嫌网络赌博的双方用户首先要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注册账号,然后双方将赌资汇入第三方电子支付账户,赌博行为结束后,再到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结算。从“参赌者——银行——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网站”的网络链条来看,银行与第三方电子支付被动参与其中,尤其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在整个网络赌博环节中起到非常重要桥梁作用。

首先,第三方电子支付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吸引了大批赌博者。赌博者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可以避免传统现金下注的赌博头衔;

其次,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担保交易服务,可以避免参赌者的赖账行为;

最后,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可以进行虚拟交易,通过虚拟币购买交易表面上掩盖了支付赌资的真实面目,使得赌博行为更加隐蔽。

此外,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充当了网络赌博的结算中心。

根据《刑法》第 303 条规定,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构成赌博罪;开设赌场的按照赌博罪论处。分析本案中,参赌人员将现金通过网络支付的方式购买“黄金币”,再利用黄金币作为赌资进行赌博的行为,符合赌博罪的构成要件,可以评价为赌博罪。对于“黄金棋牌”网站,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2005 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加以规制,第二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在计算机网络上建立赌博网站的属于“开设赌场”的行为,应以赌博罪论处。

甚至,应该将赌博罪进一步进行细化,可以考虑分将传统赌博罪归类为普通赌博罪,将黑社会势力掺杂的案件归类为强迫赌博罪,将网络开设赌场的行为归为网络赌博罪。

(四)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行为分析

所谓洗钱(launder):为了掩盖非法资金的真实原始来源,将其投入合法经营过程,或者利用合法途径将其存入合法银行账户,将非法资金合法化的过程,称之为洗钱。尤其在担保型第三方电子支付和中介型第三方电子支付模式中,洗钱行为尤为明显。支付宝账户管理中,不限制每个用户的注册数量,为非法资金的自由移转提供了便利条件。支付宝每天的流动资金多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每笔交易款都要经过支付宝的统一银行账户进行流转,这些资金在几万个账户中转入、转出,无论原始资金是否合法,经过支付宝银行账户流转之后都成为了合法资金,滋生了大量洗钱案件,给我国打击洗钱犯罪带来巨大的监管难度。

1、上海快钱公司“乐天堂”赌场案

快钱公司(快钱)是一家独立的第三方电子支付企业,也是国内首家提供通过 Email 和***码进行网上收付款服务的第三方电子支付企业,总部设在上海。公安部网站 2010 年 6 月 21 日披露了江苏苏州侦破“乐天堂”开设赌场案,称上海快钱公司的高管梅某与境外赌博集团相勾结,协助其流转资金多达 30 余亿元,快钱公司获利 1700 余万元。

此后,快钱公司一直强调声明梅某不是其公司员工,公司也没有非法获利,但是,快钱公司也因此事件受到不小的冲击。 2010 年 2 月份,江苏苏州警方破获了一起“乐天堂赌场案”。犯罪嫌疑人汪天宝是境外赌博网站的代理人,在其代理的网站中有一家专门针对境内网民开设的“乐天堂”赌博网站,该网站常年从事为境外组织机构洗钱等活动。该网站为扩展业务,特招聘大量代理发展境内参赌人员,代理佣金每月会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汇款到各代理人的银行卡中。据汪天宝交代,从 2009 年 10 月份作为网站代理开始,短短 4 个月期间,他就发展了 400 多名参赌人员,个人也因此得到 90多万元的佣金和提成。

本案中,代理人的佣金和参赌人员的手续费用以及赌资就是通过上海快钱公司——这家第三方电子支付公司进行转账支付的。据了解,汪天宝在上海快钱公司注册了 5 个虚拟的账户,通过账户捆绑了 8 万多张银行卡账户。正是由于第三方电子支付具有虚拟交易的便利性,这些境外的非法组织机构才会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洗钱交易。

具体过程是,参赌人员首先要注册网上银行账户,随后与境外赌博网站进行虚拟交易,交易后将赌资汇入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统一账户,完成虚拟交易的确认步骤后,境外赌博网站通过银行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资金结算,最终完成“洗钱”的整个过程。佣金的支付过程也是类似于此过程。

当然,上海快钱公司只是涉案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中的一家。据警方调查,“乐天堂”赌博网站还利用了其他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洗钱,涉案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包括北京通融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在 2003 年就创建的易宝第三方电子支付。腾讯公司在 2005 年推出的财付通第三方电子支付以及收汇宝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 2006 推出的收汇宝第三方电子支付等等,多达十几家。

2、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不作为是否构成犯罪

从案件中分析得出,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在整个赌博案件中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不作为的状态。那么,针对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不作为行为,是否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一种观点认为,第三方的支付机构承担“协助”洗钱犯罪的法律责任。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参与到资金结算过程,巧妙地规避了银行的反洗钱系统。在资金转入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之后,客户的支付指令直接指向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银行系统无法确定交易环节。任何人只要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上注册成为用户,便都可以边界隐秘的实现资金随意转移。犯罪行为人正是利用了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资金结算具有隐秘性的特点,而选择该种方式进行洗钱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行为属于协助行为,应该以洗钱罪的共犯论处。

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经营者不应该成为洗钱犯罪的主体,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无需承担法律责任。认为,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了网络管理者的角色。首先,构成洗钱罪要求行为人具有明知或者应该知道的主观故意,但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本意在于提供一个方便网络用户的公共平台,并不在于犯罪。如果没有证据证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经营者主观具有故意,直接定性为协助或者提供帮助的共犯,有些客观归罪的的嫌疑。其次,刑法有关规定,洗钱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与上游犯罪行为人没有事先通谋的前提下,为其提供账户或者协助转移资金等行为。(3刘颖:《电子资金划拨法律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而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只是一个电子交易平台,只是提供快捷的资金结算服务,即使犯罪人通过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实施了洗钱犯罪行为,也并不能表明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就有提供、协助犯罪分子掩饰隐瞒非法来源的性质和目的。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刑事犯罪的刑法规制 

(一)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信用卡套现的刑法规制 

1、关于套现行为人的定罪处罚。

行为人套现后在规定期限内及时还清欠款的,可以推断行为人套现时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所以这种行为不符合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能直接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在规定期限内及时还款,在银行业务的管理范围内可以认定为尚未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所以不能认定为骗取贷款罪,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套现数额较大或者造成严重影响的,可以按照一般的违法行为加以处理。如果,行为人套现后没有及时还清欠款的,也不能直接认定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还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倘若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主观上确有非法占有目的的,也不宜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本文认为,可以将这种“套现”行为,定性为“以欺骗的手段获得贷款”的行为,按照一般违法行为加以惩处便可。但是,如果行为人多次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套现,并且套现数额相对较大的行为,应当视为严重情节,可以考虑评价为骗取贷款罪。其中,相关司法解释中将骗取数额超过 100 万元的行为认定为“数额较大”。 

2、 第三方电子支付中介机构的定罪处罚。

针对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的行为应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进行处理:针对善意的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不需要对其进行刑法处罚。恶意的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又可以按照本身的性质,分为提供套现服务的特约商户和套现专业公司。特约商户本身具有经营资质,只是在交易过程中进行了套现行为,其社会危害性还应从套现的次数、套现的规模、因套现受到过金融机构的处分仍继续实施套现活动等情节考察,应该处罚轻刑化,引入共同犯罪的理论,在这种情形下,以持卡人为主犯,特约商户为从犯,以主犯即持卡人所触犯之罪的从犯来定罪量刑;而针对申请时就以从事套现为牟利目的的中介机构,其主观恶性较强,可参照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中介机构在申请第三方电子支付资质时就以提供套现服务为牟利手段的,或者在申请后,以实施套现为主要牟利活动的,就应该单独定罪,且是按照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如果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或者网络商户故意与行为人实施虚构交易,或者通过现金退货等方式套取现金的,在数额达到妨害信用卡管理相关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情节严重”时,也应以非法经营罪论处。该司法解释中规定,数额达到100 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额超过 500 万元的,就要认定为特别严重的情节,将会受到有期徒刑的刑法处罚,并处罚金。    

(二)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盗窃犯罪的刑法规制

金融电子信息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

电子资金以及金融电子信息可以作为盗窃犯罪的对象。首先,电子资金或者电子货币都属于无形的有体物。刑法理论中将电、热、光等不具有具体外观形态的物质称为无形物。刑法和司法解释已将电力、煤气、天然气和电信服务规定为盗窃罪的对象,它们同电子资金一样不仅是无形财产,而且是人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对象,既然它们可以作为盗窃对象,那么电子资金以及金融电子信息也应当是盗窃的对象。其次,在刑事立法上,有关重要的电子信息已经作为了犯罪的对象。例如《刑法》第 196 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其犯罪对象是信用卡,而信用卡内的金融电子信息,即电子资金或者电子货币,是无形的有体物。行为人如果使用伪造的信用卡并通过电子资金过户系统取得钱款的,就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该条第 3 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盗窃罪定罪处罚,说明信用卡中的电子资金或电子货币亦是盗窃罪的对象。

(三)、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犯罪的刑法规制

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赌博犯罪的行为人,数额达到刑法相关规定,就构成了赌博罪。其中,虚拟财产是一种具备财产属性的电磁记录,也应纳入赌博犯罪规制的范畴。刑法条文中关于赌博犯罪的相关立法情况,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需要进步细化和修改才能更好地对该类违法犯罪活动加以惩处、遏制。

1、应根据不同情况设置刑罚梯度  

《刑法》中关于赌博罪的法律条文规定,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开设赌场或以赌博为业的,构成赌博罪,最高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实践中,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赌博的犯罪形式花样百出,具体案例、涉案金额也有所不同,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尽相同。行为人赌博金额达到几万和几十亿的处罚量刑差距不够合理,显然,适用同一刑罚梯度是不合理的。一般认为,以赌博为业的社会危害程度要小于聚众赌博,而聚众赌博的社会危害性又要小于开设赌场,且行为人的主观恶意程度也呈递增趋势,所以受到的刑罚处罚程度也应该递增,但第 303 条中并没有显示这样的刑罚梯度。所以,本文认为,应修改第 303 条的条文内容,根据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主观恶意程度等因素,综合考虑,设置合理的刑罚梯度,以达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

2、赌博犯罪共犯的界定

根据《解释》第 4 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计算机网络的,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这是对网络赌博共同犯罪中帮助行为性质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除给赌徒提供一般条件外还存在以下情况:故意提供硬件设备方面的物理帮助,如提供计算机终端、网站平台等;提供网络空间或者网络服务;还有网站受雇人员提供的帮助行为。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进行赌博的非法活动中,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根据其作为与不作为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种是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在境内开设赌博网站,为参与赌博的人提供赌博的网络平台。另一种是指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以营利为目的,明知赌徒利用其所开合法网站的电子支付功能进行赌博,在有能力停止提供服务的情况下仍为犯罪行为提供服务的行为,即被动的自愿提供。本文认为,第一种行为可以评价为赌博罪;第二种可以视其在赌博犯罪活动中所起作用的大小进行评价,以赌博罪的帮助犯论处;也可视情节轻重予以批评教育或治安处罚,体现《刑法》的谦抑性。

(四)、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犯罪的刑法规制

《刑法》规定,行为人为掩饰、隐瞒毒品、黑社会组织、贪污贿赂、恐怖活动、走私、金融诈骗以及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涉案资金,通过金融机构、投 资或者资金流通等方式,最终使得该笔非法所得收益转化为合法收益。该种行为构成洗钱罪。从该罪的犯罪构成来讲,行为人利用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洗钱的行为也构成了洗钱罪,这点毫无争议。

1、应该将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纳入洗钱犯罪主体

本文认为,第三方电子支付机构具有代收款项的功能,该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