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模式研究统计杂志 | 跨境电子商务统计制度和方法研究(二)(图1)

三、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情况

跨境电商统计制度和方法应当符合国情特点,体现国家经贸政策导向。为此,需要回顾我国跨境电商的发展进程,分析主要特点,得出统计需求。

【摘要】区块链技术是融合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分布式云存储、大数据分析于一体的分布式数据安全和服务技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系统具有高效率、低成本、高安全性等诸多优点。本文针对目前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分布式、可认证等特点,通过对基于区块链技术的Ripple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系统的研究与分析,明确了未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系统的设计思路,同时,提出未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系统为提高人民币国际结算货币地位、设计抵抗DDOS攻击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系统提供了新的实施策略。

(一)我国跨境电商发展进程

【关键词】区块链;跨境电子商务支付;人民币结算;金融创新;电子货币

一  引言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出口贸易总额达16万亿元,增长7.1%;进口贸易总额达14万亿元,增长12.9%。此外,iiMediaResearch(艾媒咨询)发布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9.1万亿元,用户规模超1亿。

       跨境电子商务是指分属于不同关境的交易主体,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平台达成交易,并进行跨境电子支付和结算,进而通过跨境物流送达商品,实现跨境交易的一种国际化商业活动。对于研究者来说,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是一个涵盖金融、经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多个领域的课题。安全、高效、便捷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系统为网络化、数字化货币提供有效的流通平台,也是促进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核心应用和基石。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可认证等特点,是在分布式网络环境下为网络应用提供一个安全的、可信的数据安全存储和访问控制的底层服务平台技术。区块链技术是融合信息安全、人工智能、分布式云存储、大数据分析于一体的分布式数据安全和服务技术,因其具有安全、高效、便捷等诸多优点,受到金融行业专家的广泛关注。目前,区块链技术可以应用于电子货币、国际结算、股权交易、保险服务、数字版权、金融科技、电子支付等领域,并将对电子商务支付模式创新提供新路径。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可以视为国内电商延伸和外贸转型的双重作用结果,一方面沿袭着国内电商成熟的平台模式、物流支付条件和庞大消费规模,另一方面不断突破传统外贸既有惯式,在通关与支付、物流服务等方面大力创新。所以跨境电商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两种主导力量,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5年之前的自由探索阶段:在没有专门规则的情况下,电商主体利用传统外贸载体,探索和拓展了诸多类型模式。第二阶段是2015年至2019年的新业态规范阶段:国家先后制定促进跨境电商健康发展的系列文件,规范监管税收政策,跨境电商尤其是零售进出口纳入规范有序的发展轨道。第三阶段是2019年至今的全面发展阶段:国家对电子商务立法,不断扩大功能区域范围,创新各类型模式的统计办法,推动跨境电商量质齐增。

跨境电商离不开国家政策的鼓励和规范。其中,有几类政策最具创新意义。一是区域政策。既鼓励区域共同发展,也差别化调配资源,形成不同区域的梯度发展、先后发展局面。为此设立专门的功能区域,主要有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区等,作为支撑跨境电商的区域单元和实施优惠政策的资质载体。二是业态政策。利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一线、二线”设置,区分跨境电商商品的货物、物品属性,打造B2B2C类型的网购保税进口模式;利用企业在销售地设立或租赁的“海外仓”,打造“海外仓”出口模式。三是便利政策。明确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暂按物品监管,免除货物贸易管制的合规成本,便利了电商企业经营;开发跨境电商进口、出口统一版系统,打造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实现平台对接和各类信息比对,保证了信息对接和有效监管;实施普遍性的“清单核放、汇总申报”和跨境电商综试区“简化申报”,保证了申报和通关的便捷性。四是税收政策。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清单内、额度内商品实施专门的跨境电商综合税,较同类货物税总体上更为优惠;[1]对跨境电商综试区内的电商企业实施无票免税和核算应税所得的优惠制度。[2]这些政策,极大促进了跨境电商的发展,也为跨境电商统计提供了背景条件。

       区块链技术是2008年由一名自称“中本聪”(SatoshiNakamoto)的学者在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中首次提出,其设计的电子现金系统运用密码学、共识机制在分布式网络环境下实现电子支付,有效地解决了电子支付重复花费和支付中心瓶颈等电子支付公开性困难问题。

目前,全国分五批共设立105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以城市为区域单元开展综合性制度先行先试;全国共认定87个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区(含海南全岛),允许开展零售进口模式以及相应制度创新;全国共153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可以实施“跨境电商+保税监管”,开展网购保税进口业务。此外,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也被赋予跨境电商制度创新的功能。

       近年,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区块链技术,并且探索区块链技术在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等领域中的应用。同时,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许多国家政府也先后发布了有关区块链技术的系列报告,目的是积极推进区块链技术在商业、金融等领域的应用。

据海关总署统计并发布数据,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1.69万亿元,增长了31.1%,其中出口1.12万亿元,增长40.1%,进口0.57万亿元,增长16.5%。[3]跨境电商与同期贸易进出口总值的比值为5.3%。[4]

(二)我国跨境电商主要特点和统计需求

我国跨境电商除了基本特征,还有着一些本国特点,主要体现在主体分工、贸易流程、区域载体方面,对跨境电商统计也提出了特色化需求。

目前,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存在的造假风险、信用风险和中心机构等风险。未来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创新和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将区块链技术与跨境电子商务支付与安全认证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安全云存储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有效结合,为跨境电子商务交易提供支付、记账和信用服务。

       目前基于多个中心机构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流程繁杂,并对于中心化的第三方可信支付中介、银行和金融机构有很大的依赖性,每笔跨境支付都需经过双方商业银行与汇兑商的清算和结算,并由商业银行转移至国家银行再次清算和审批。因此,跨境电子商务支付的清算成本高、时间周期较长、支付效率较低、流程相对复杂。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可以增强电子支付系统的安全性、风险管控能力以及国家监管力度,实现多方监管、去中心化的新型跨境电子商务支付;同时,利用底层网络的加密和共识等算法,可以建立智能化、自动化的清算网络。

1.主体分工上以各类电商平台作为代理,需要“化零为整”开展统计。传统贸易业态的进出口货物由进口商与出口商直接跨境交付,代理所能起到的作用很小。随着外贸信息成本和专业要求趋高,各类专业代理应运而生并成为关键环节。我国跨境电商具有鲜明的专业代理特征,以电商平台为代理形式,主要有第三方平台、自营平台、支付服务平台、物流服务平台等载体。平台向海关等部门履行申报或辅助申报义务,通过线上线下各类信息的组织、交互、传输、验证,事实上成为外贸信息流的焦点。跨境电商本身具有“化整为零”的贸易特点,非常不利于统计。但因为平台的存在,具备从整体上收集数据并开展多维核对的技术条件,可以通过“化零为整”的方式开展统计。

2.贸易流程上是外贸兼含内贸,需要把住跨境环节开展统计。传统意义上,各国通过关境线区分内贸和外贸,形成相互隔离又相互补充的两个市场。一件国际商品,从其出厂直至消费者手上,需要经历内贸和外贸的不同阶段,形成了M—B—B—C的单向断点贸易流程。[5]跨境电商对各环节进行重新组合,形成了B2C、B2B2C、M2C等电商类型的新流程:外贸起点抵达内贸的生产采购等上游环节,外贸终端直达内贸的消费终端环节,几乎覆盖整个商品流通环节,以往繁琐的流程极大地简并和即时化了。因此,跨境电商实际上突破了外贸和内贸的关境界限,将外贸和内贸重新组合起来,使消费直接成为外贸的最终目的。贸易流程的改变使统计节点更加多样,增加了选择难度,为此需要立足跨境电商的贸易特质,把住跨境环节开展统计。对于跨境环节无法确定的,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回溯其存量改变的环节。

本文节选自《珠江论丛》2020年第1辑(总第27辑),获取全文请点击下方的“阅读原文”

3.区域载体上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需要针对各类区域特点开展统计。我国跨境电商在统一政策框架下以区域为单元,形成鲜明的区域化发展特征。跨境电商的多个类型模式需要以功能区域(比如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实体区域(比如国际邮件交换站)作为支撑,区域经济条件和区域资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跨境电商发展规模,所以在统计跨境电商整体贸易值同时,也需要结合区域特点,区分各类型模式开展结构化统计。

【微信编辑】娄阔

四、我国跨境电商的分类

跨境电商的类型模式众多,且其主体和流程完全不同,非常复杂。这就决定了跨境电商统计没有一套固定方式,需要根据业态差异开展分类统计。

【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孙静宇、张姝

(一)跨境电商的业态分类

跨境电商的外延非常广大,类型多样。按参与主体和流程不同,可以分为企业-企业(B2B)、企业-消费者个人(B2C)、个人卖方-个人买方(C2C)三种类型。从统计角度看,其中的B2B类型的线下物流与一般贸易相似,实际上也曾经长时间归入一般贸易进出口统计;C2C类型的线下物流属于个人邮快件进出境,在无法甄别其商业价值的情况下一般不列入贸易统计;B2C类型是创新类型,其线上信息和线下物流都不同于一般贸易和个人邮快件,可以通过电商平台的订单数据进行贸易统计。此三种类型为跨境电商基本类型,其他类型诸如B2B2C、M2C等都是由此演变过来或者特殊化的类型。[6]

在跨境电商类型基础上,我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多跨境电商模式,有些是国际通行模式,有些则是我国特有的创新模式,共同组成了全业态的跨境电商结构体系。仍按参与主体和流程进行分类,主要有以下模式:

1.零售进出口模式。这是我国在B2C类型下创新的一种跨境电商模式,是指跨境电商企业、消费者(订购人)通过电商交易平台实现零售进出口商品交易,并向海关传输相关交易电子数据的贸易方式。该模式是我国重点发展的跨境电商模式,很多跨境电商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区域资质等,仅适用于该模式。该模式已被纳入世界海关组织的跨境电商标准框架,向全球海关推介。零售进出口模式有两大条件:一是相关主体包括平台企业、电商企业(或其代理)必须全部注册于国内,所有数据便于本国采集;二是通过海关进出口统一版系统申报并基于此开展“三单比对”,能够验核交易、支付和物流信息。[7]这两个条件保证了跨境电商的交易活动在境内、外贸收益在我国,也保证了海关能够全面、精准地掌握跨境电商信息。海关由申报清单[8]或者汇总报关单取得跨境电商行政记录,在此基础上开展贸易统计。所以零售进出口模式也被称为“经由海关管理平台的跨境电商模式”。海关为零售进出口模式设置了三个专用监管方式代码,[9]分别是:9610(跨境直购)、1210(网购保税)、1239(网购保税A),[10]由此开展统计标识和统计归口。根据其流向及保税与否,[11]又可以细分为四类具体模式:一是直购进口(监管方式代码9610,流向标识B--C);[12]二是网购保税进口(1210、1239,B--B-C);[13]三是一般出口(9610 ,B--C);[14]四是区域出口(1210、1239,B-B--C)。[15]

2.“海外仓”出口模式。其是指我国电商企业在出口国申请入驻或建设仓储区域设施,电商企业将电商商品批量运至“海外仓”,再根据当地订单直接分拣、包装和配送消费者。[16]“海外仓”出口属于B2C类型。[17]这种仓储区域在出口国有可能保税,则类似于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也可能不保税,货物需先清关。在我国出口环节,电商企业是直接发向国外代理商或自身注册连锁企业。“海外仓”出口以往都以一般贸易方式报关,在技术上无法显示或证实其跨境电商的性质,不列入跨境电商统计范围。2020年,在22个直属海关开展企业对企业出口监管试点,为“海外仓”出口模式设置监管方式代码9810(流向标识B--B-C),纳入跨境电商统计范围。目前,企业适用“海外仓”出口模式需提交海外仓订仓单信息,有两种通关方式:一是通过H2018通关系统申报报关单,其通关流程与一般贸易出口类似;二是单票金额在5000元以下且不涉证、不涉检、不涉税的货物,可通过海关出口统一版系统企业报送申报清单,其通关流程与零售出口类似。海关由出口报关单或者申报清单取得跨境电商行政记录,在此基础上开展贸易统计。

3.邮寄快件电商包裹。当前,在进出境邮件及B类快件中,亦有为数不少的跨境电商包裹。其中有一部分是经由国内电商平台交易的跨境直购和一般出口(9610),已经列入零售进出口模式开展监管和统计。除此之外的,可统称为邮寄快件电商包裹。此类包裹大抵有三种情况:一是“海淘”、“代购”包裹进境,国内消费者直接通过国外电商平台下单购物,或委托境外商户、个人在国外代为购物,相关商品以邮快件方式进境直接发往国内消费者;二是国内包裹出境,国内电商企业通过国外电商平台承接境外消费者订单,或者国内商户、居民受境外消费者委托代为购物,相关商品以邮快件方式出境直接发往境外消费者;三是自产自销包裹进出境,个人生产物品通过电商平台展示销售,与跨境个人成交后产生商品属性,以邮快件方式跨境交付。[18]邮寄快件电商包裹属于B2C或C2C类型。[19]海关按寄递物品对包裹开展监管,适用物品监管规则和简易税制,但是电商包裹与普通包裹同渠道混合进出境,没有识别标准,难以辨认区分。传统意义上,国际经贸和海关规则都不将个人物品计入贸易范畴,所以电商包裹以往并不列入跨境电商统计范围。但是随着电商包裹在邮快件包裹中的比例不断攀升,万国邮联等普惠寄递规则受到深刻影响,各国均力争将电商包裹从中择选并开展单独监管统计。我国为此设立专门的监管方式代码8639(流向标识B-C--C)。但是由于邮寄快件收寄件原因,[20]目前的邮件面单和快件申报单均无法作为行政记录,海关是通过统计调查的方式取得数据。

4.企业间交易。跨境电商B2B类型即是企业间交易。跨境电商的企业间交易依托电商平台完成磋商等流程,主要单据是交易订单,而非商贸合同。企业间交易以往并不列入跨境电商统计范围,以一般贸易方式通关和统计。2020年在22个直属海关推行改革,对企业间交易出口模式开展监管试点,但是进口模式仍按旧方法监管,形成统计方法的差异。对于企业间进口模式,没有专用的监管方式代码和统计标识,在进口通关环节以一般贸易方式报关,不产生单独的行政记录,需要通过统计调查才能够掌握其数值。对于企业间出口模式,设置监管方式代码9710(B--B),纳入跨境电商统计范围,通关方式与“海外仓”出口相同(提交单据信息为交易订单),海关由出口报关单或者申报清单取得跨境电商行政记录,在此基础上开展贸易统计。

除了前述类型模式,跨境电商研究及实务中还有一些模式表述,比如O2O模式、保税自提模式、“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混合模式,等。[21]这些模式表述是以电商企业的运营方式、经营范围来命名的,不改变其参与主体和流程的分类特性,不在前述各类型模式之外,所以不再单列。

由此可见,跨境电商的类型模式彼此交织,异常复杂,监管代码方式、流向标识、统计方法各不不同。详情如表1。类型模式的多样化,造成了跨境电商的认知难度和实施难度,但也为各地、各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跨境电商发展路径提供了充足空间。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电子商务支付模式研究统计杂志 | 跨境电子商务统计制度和方法研究(二)(图2)

(二)跨境电商的分类统计

跨境电商类型模式多样化,决定了跨境电商在统计口径、统计方法上也需要相应地分类统计。

1.跨境电商统计应当采取广义口径而非狭义口径。在跨境电商各类型模式中,零售进出口模式相对于传统贸易业态实现创新突破,而其他类型模式与一般贸易进出口、个人物品进出境有所交织。再者,零售进出口模式的参与主体全部注册于国内,全部信息与海关统一版系统联网,能够实现全程监管和全面信息获取。由此,学术界有着跨境电商统计的狭义、广义口径之分:狭义口径仅将零售进出口模式作为跨境电商统计对象,广义口径将全部类型模式都作为跨境电商统计对象。如果认定狭义口径,那么跨境电商的数据总值必然变小,但可以通过行政记录完整掌握数据。如果认定广义口径,那么跨境电商的数据总值必然变大,但部分类型模式没有行政记录,只能在事后通过统计调查方法获取和校准数据。两者的颗粒度、精确度是不一样的。2019年之前海关发布的跨境电商数据,即是狭义口径统计数据,数据源比较稳定。而各跨境电商综试区、第三方研究机构主要采取和发布广义统计口径数据,但数据源很不稳定。两种统计口径的差异对认识和发展跨境电商造成严重困扰。2020年后,海关对“海外仓”出口等模式增设监管方式代码并实现行政记录,完善对各类型模式的统计调查,客观上具备了开展广义口径统计的条件。同年,海关改为发布广义口径的跨境电商统计数据,即全业态跨境电商数据。自此,我国跨境电商全面采取广义口径。

2.跨境电商统计应当采取多元方法而非单一方法。海关编制贸易统计有一个基本条件,即依靠进出口报关单形成的行政记录。但是跨境电商的行政记录体系并不完整:其一,零售进出口等模式,经由统一版系统采集信息,以申报清单为通关依据,报关单是事后汇总产生(如果是跨境电商综试区企业出口且不涉及退税的,可以不汇总报关单),行政记录并不完全取决于报关单;其二,邮寄快件电商包裹、企业间交易进口等模式,其跨境电商物介与其他业态混杂,无法在通关环节加以标识和区分,无法形成行政记录。所以,对于跨境电商不能简单采取报关单行政记录的统计方法,需要采取多元统计方法:一者,将行政记录的范畴扩大至报关单、申报清单,增加统计资料;二者,全面开展统计调查,将通关中的相关报关单、邮件面单、快件申报单等纳入调查范围,采用问卷调查、抽样分析、比例测算、综合计算等方法取得跨境电商数据。

注:

[1] 零售进口税收以平台和服务企业为代收代缴人,进口环节商品在清单和个人规定限值内实施专门的综合税,关税为零,增值税和消费税按应纳税额70%计征。电商商品清单目前有1413个税目,消费者单次交易限值5000元,年度交易限值26000元。

[2] 对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内的出口电商企业,其未取得有效进货凭证的出口货物,免征增值税、消费税,也不出口退税;在准确核算企业收入总额基础上,采用4%的应税所得率核定企业应税所得,再按实际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3] 参见http://www.gov.cn/xinwen/2021-01/14/content_5579875.htm。从本年起,海关总署发布的跨境电商进出口数据和增长率均为全业态口径数据,不同于往年发布的跨境电商海关管理平台进出口数据。

[4] 因跨境电商进出口数据含有统计调查等方法取得数据,与一般贸易有彼此包含关系,不作为贸易进出口总值的结构化组成,所以表述为“比值”而非“比率”。

[5]在M—B—B—C的完整贸易流程中,M是制造商(manufacture),第一个B是出口商(export business),第二个B是进口商(import business),C是消费者(customer)。传统国际贸易只发生在B-B环节,其余环节都是国内贸易。外贸新业态极大改变这种流程组合,出现了B-C、B-B-C等外贸新流程。

[6] B2B2C类型其实是B2C类型的演化版,电商企业入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海外仓”等功能区域,在跨境(一线)环节以货物属性完成企业对企业交易,再在零售环节以物品属性完成企业对消费者个人交易;M2C类型是B2C类型的特异版,主要是生产企业直接和消费者个人完成跨境交易,体现“出厂发货”的简洁流程。

[7] “三单比对”是指企业通过海关进出口统一版系统申报“申报清单”,海关通过该系统对联网传输的三类信息单据进行比对,包括订单信息、支付单信息、物流单信息,从而保证信息的准确,实现清单核放。

[8] 申报清单,相比报关单格式内容相对简单,具有与报关单同样的法律效力,是海关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模式通关环节验核放行的凭证。

[9] 监管方式代码是企业申报和海关监管中区分制度适用条件的数字代码,对应监管方式表述,通常也用于贸易类型区分和贸易统计口径。

[10] 1210(网购保税)与1239(网购保税A)的差异在于:前者适用于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点区,后者适用于其他区域。两者大体流程相同,但适用政策比如零售进口清单商品范围有区别,后者商品税目要少一些。

[11] 为准确表现跨境电商不同模式的流程差别,本研究述之以流向标识。流向标识是商品在不同主体之间的流转过程及方向,连接符“-”表示非跨境的国内流转,连接符“--”表示跨境的国际间流转。其中B是企业(business),C是消费者(customer)。

[12] 直购进口为国内消费者在我国电商平台下单,电商企业直接将商品以邮快件寄递进境发给消费者。

[13] 网购保税进口为电商企业直接将货物保税进口至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备货仓储,根据国内消费者在我国电商平台下单情况寄递(自提)发给消费者。

[14] 一般出口为我国电商企业根据国外消费者在我国电商平台下单情况,直接将商品以邮快件寄递出境发给消费者。

[15] 区域出口为我国电商企业先将货物运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备货仓储,根据国外消费者在我国电商平台下单情况寄递出境发给消费者。

[16] “海外仓”出口模式也是“线上交易、线下物流”,其电商平台有两类:一是在国内注册的电商平台(含第三方平台、自营平台),二是在境外电商平台。无论在哪一类平台订购成交,都可以由平台指定就近“海外仓”进行商品配送。

[17] “海外仓”出口模式在出口环节表现为B2B企业间交易,可以归入B2B类型,海关在试点安排中即是如此称谓。但是从全流程来看,实际上是一种B2B2C类型,需要配发消费者才能完成整个流程,与网购保税进口模式反向,所以亦可归入B2C类型。本研究从学术视角研究跨境电商全流程,将其归为B2C类型。

[18] 此种情况没有电商企业参与,受到贸易管制和外汇管理政策的较大限制,在现实中极为少见。

[19] 邮寄快件电商包裹由于非拆卸包装以及收寄件人具名的复杂性,无法在跨境环节具体区分B2C 或C2C类型,只有回溯其寄件人属性才能够区分类型,如果初始寄件人是企业,就属于B2C类型,如果初始寄件人是个人,就属于C2C类型。

[20] 按照国际规则,邮快件包裹进出境,在收件人收悉之前所有权属于寄件人,不便于申报,所以由邮快件承运企业代履行申报,但是承运企业不掌握包裹性质和内容,无法单次识别电商包裹,所以不具备行政记录的条件。

[21] O2O模式是Online To Offline简称,意指“线上购物、线下体验”的电商企业体验店模式,是一种运营方式;保税自提模式是在网购保税模式下,由原来的寄售发货改为消费者自行到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设立的跨境电商展示店直接提货,也是一种运营方式;“跨境电商+市场采购”是指市场采购集聚区的企业借助电商平台开展线上展示和发货业务,拓展经营范围。从参与主体和流程来看,这几类模式仍属于B2C或B2B类型下的模式。

文章来源:武汉海关 郭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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